保罗·麦卡特尼的处世哲学：无论你多么绝望总有事情会发生

“有些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喜欢凭借日记去回忆过去的日常事情，不过我没有这样的笔记本。我拥有的是我的歌曲——数以百计的歌曲——这些歌曲起到的作用和日记差不多。”英国著名音乐家、创作歌手及作曲家，前披头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与爱尔兰诗人、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纽约客》诗歌编辑保罗·马尔登 Paul Muldoon，两人从2015年夏天开始到2020年8月，历经五年，一起完成了《保罗·麦卡特尼：歌抒人生》这本书。这本书基于两人24次对线个小时的交谈，最后一次谈话还是在他俩因新冠疫情进入封锁状态后通过视频电话进行的。

这本书选取了麦卡特尼创作生涯中154首最有意义的歌曲，在他对歌词创作构思的回忆基础上闪回自己的音乐与生活。本文是麦卡特尼撰写的前言，摘自《保罗·麦卡特尼：歌抒人生》[英]保罗·麦卡特尼/[爱尔兰]保罗·马尔登著，杨海崧译，中信出版集团·雅众文化/中信·回声2023年11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我被问到写自传的事情，但时机一直不成熟。通常，我都在养家或者巡演，对于需要长期集中注意力的事情，这向来不是理想状态。不过，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总有一件事情是我能做的，那就是写新歌。有些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喜欢凭借日记去回忆过去的日常事情，不过我没有这样的笔记本。我拥有的是我的歌曲——数以百计的歌曲——这些歌曲起到的作用和日记差不多。这些歌贯穿了我的一生，因为当我在利物浦我们家的小房子里得到第一把吉他时，尽管才十四岁，我的本能却是开始写歌。从那以后，我从未停止。

学习歌曲写作有一个完整的过程，但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第一件事就是模仿别人，比如巴迪·霍利和小理查德，还有猫王（虽然我后来听说，他的歌甚至都不是自己写的），这意味着要记住他们的歌，学习早期摇滚乐的标准曲目。然后，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尝试自己写歌。我从最简单的想法开始，然后看看会出来什么。

这本书里最早写的歌词是《我失去了我的小女孩》（I Lost My Little Girl）。我是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写的。她当时只有四十七岁，我十四岁。早在1956年，我写这首歌的时候，一个音乐方向出现了：你可以听到下行的序列，而旋律或人声在上升。我已经在玩一些音乐上的小东西了，非常简单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着迷，尽管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令人惊讶的是，约翰·列侬，在他姑妈的家里，做着类似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第一次走到一起，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作品时，很快双双意识到，我们都对歌曲创作着迷，并且通过合作，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在我们早期的尝试中，你能看出来我们还是孩子，那时候的我们并未真正有意识地创作歌曲。但是成立披头士后，我们意识到我们突然有了一些热情的观众。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为这些观众（主要是心目中的年轻女孩）写歌的。早期的歌曲，像《谢谢你姑娘》（Thank You Girl）、《我对你的》（From Me to You），或者《爱我吧》（Love Me Do）都是针对歌迷的，虽然很多创作都基于我们个人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些歌可能成为热门歌曲，并且我们可以一直写这样的歌。但我们渐渐成熟，渐渐意识到可以把歌曲创作带到另一个方向，到达另一个水平，这意味着要为自己写歌。

当然，我们必须在自己感兴趣的歌曲和面向歌迷的歌曲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尝试，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的创作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这意味着更具创造性的方向。我们可以进入一个超现实主义世界，那里的故事不是完全线性的，那里的歌曲不一定要有意义。我一直是刘易斯·卡罗尔的超级粉丝，在学校时就读过他的书，所以，当我开始越来越喜欢文字游戏时，卡罗尔是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歌词逐渐演变成一些更出人意料的东西，比如《麦当娜夫人》（Lady Madonna）或《便士巷》（Penny Lane）。尝试渐渐变成了惊人的启示：我们可以充满诗意而不失去与歌迷的联系，或者你甚至可以说，情况恰恰与预期的相反——当我们变得更具实验性，更加倾向于意识流，我们实际上赢得了更多的歌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把每首歌看作一片新的拼图。它会照亮我生命中某个时刻里最重要的东西，尽管表面上来看，意义并不总是很明显。歌迷或读者，甚至评论家，那些真心希望更了解我生活的人应该读读我的歌词，这可能比任何一本关于披头士的书都能揭示更多。然而，直到我的妻弟、朋友兼顾问约翰·伊斯曼（John Eastman），以及我的出版商罗伯特·威尔（Robert Weil），最初在2015年鼓励我写这本书之时，我仍然觉得，如果不那么草草了事的话，翻阅上百首歌词（有些还是我十几岁时写的）有点太花时间。这是我负担不起的奢侈时间。我总是把所有创造力投入音乐，要说担心，也是创作完成之后，才会担心它内在的意义。但当保罗·马尔登和我开始讨论所有这些歌曲的起源和影响时，我意识到，深入研究这些歌词，可能是一场有意义，并且有启发性的探索。

首先，我知道保罗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他不是寻找八卦或秘密，希望挖掘我和约翰或洋子之间的一些所谓恩怨的传记作家；他也不是狂热歌迷一般希望把每句话变成某种神圣文本的作家。立即吸引我的是，马尔登是一位诗人。和我一样，他喜欢文字，并能理解文字的诗性——歌词本身如何成为自身的音乐形式，并且在与旋律搭配时变得更加神奇。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五年，有一些在伦敦，不过大多数是在纽约。我每次进城都会想方设法见他。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聊得越多，越能意识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十分认同保罗，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诗人，而且因为我们继承了共同的爱尔兰传统，我们的家族在遥远的过去曾有古老的联系，更别提保罗也玩摇滚乐并自己写歌了。

我从没想过我会分析这些歌词，其中许多要回溯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是我多年来没有想起过的，还有许多是我几十年没有在音乐会上表演过的。但有了保罗作为我的传声筒，这成了一个挑战，一次非常愉快的挑战：重温这些歌曲，并将它们拆解开来，发现我未意识到的规律。

写歌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与我知道的任何事情都不同。你必须有恰当的心情，并且从清醒的头脑开始。你必须相信你最初的感觉，因为在一开始，你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与保罗的谈话差不多也是这样。每次见面之前，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我们要讨论哪些歌曲；其他一切都可以自由支配。不可避免地，沉睡已久的记忆被唤醒，新的意义和形态突然出现。

我能想到的最合适的比喻就是一本一直放在满是灰尘的阁楼上的旧照片簿。有人把它拿下来，突然间，你面对的是一页又一页的回忆。有些老照片看起来很清晰且熟悉，有些则稍显模糊。面对歌词时，我发现，回忆这些歌曲的创作过程是一种挑战：我是如何架构它们的；什么样的事件可能启发了这些歌曲—去看一部电影、和一个我以为是朋友的人吵架，以及我当时的感受。

考虑到记忆的工作方式，年轻时最久远的歌曲往往是最容易记住的。比如说，我可以轻松回想起我二十几岁住在温波尔街时，与简·阿舍的母亲的对话，她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女士；然而仅仅十年或十五年前的演出记忆却更难找回。但是和保罗谈话的价值在于，一句过去的歌词会引向另一句，直到突然间，不知道从何而来的记忆洪流将我淹没。

写歌就像走进森林。一开始你只看到灌木丛，但随着你深入森林，你开始欣赏你以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你开始向两边看，上下看，注意到各种起初并不明显的东西。而一旦你探索了这些东西，就会想走出森林。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模式：一次又一次地走同一条路是一种倾向，那很容易；不过如果你不停地重复自己，最终可能会认识到，你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一个家具制造商，一个真正的工匠，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他满足于一次又一次地制作同一把椅子，但是如果他被迫制作不一样的椅子呢？他必须考虑它们会有什么样的腿，座垫要如何构成，以及它们能承受多少重量。他的家具开始有了某种风格，但是他制作的两把椅子不可能完全一样。我的歌也是这样。

我很多歌曲最初的灵感来自我在利物浦和其他地方认识的人。读者也许会惊讶于我如此频繁地提到父母。当我刚开始这个计划时，吉姆（Jim McCartney）和玛丽·麦卡特尼（Mary McCartney）肯定不是我最先想到的人。但是，开始思考职业生涯每一个阶段所写的歌曲时，我不禁意识到，即使没有主观意识，他们也是我歌曲创作中很多灵感的来源。

我很幸运，因为我在利物浦的直系亲属都是普通的工人阶级。他们不信教，但他们是善良的人，潜移默化地向我展示了一种良好的世界观。在学校和教堂里，我们被赋予更为正式的宗教信仰—你可能会说是耶稣的版本，但我自己的善恶观，某种精神，家庭早已赋予我。父母的信仰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认为，正确的事情是宽容和善良。家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那样做。长大时，我们认为整个世界是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运转的，所以当我成熟到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融入歌曲时，就从这样的精神根基中汲取了灵感。

我妈妈去世时，我才十四岁。因为她去世得很早，你可能会认为她对我的歌曲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我越回头想，就越感激她对我成为词曲作者的影响。现在回忆起她时，我意识到今天，9月29日，是她的生日，所以——说到精神——她肯定在这里；那个确保我们好好吃饭，并且把耳朵后面洗干净的母亲，似乎从未离开过。

想起她时，我想起的是她的口音。利物浦地区的各种口音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从有点温柔的，到相当强硬和富于侵略性的，但她的口音更轻快。因为她的祖先是爱尔兰人，同时受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影响。就像她的口音一样，她非常温柔，我从来没有听过她叫喊。她从来不需要这么做，我和弟弟迈克（Mike McCartney）始终知道，她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们。

尽管妈妈不会演奏乐器，但她很喜欢音乐。我还记得她做饭时在厨房吹口哨。也许是收音机里的东西，也许是她知道的曲子。我当时觉得，“她开心真是太好了。”而这种感觉，我一直带到了今天。

在战后的那些年里，我们会看到她穿着护士服出门和回家。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她似乎随时准备好投入护理工作。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譬如生病了或是在院子里擦伤，她就在那里，好像随时待命。有时候她会决定给我们灌肠，即使我们是小孩子，这也有点太过分了。但总的来说，她很有爱心，并且说话温和。

我理所当然地觉得，我天生会与女性产生很多共鸣，但有一天，我想明白了自己所谓的“天生”，当时一个女孩拦住我问：“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有多少歌是关于女人的？”我没有真正想过这些，只能回答：“是的，嗯，我真的，并且尊重女人。”但是我开始思考时，发现我对于女性的感觉可能都来自妈妈——事实上，我一直记得她温柔快乐的样子。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以无法解释的方式，她体现了你也许在我的歌曲中发现的人性。

我的母亲一直喜欢音乐，而我的父亲确实懂音乐。我想在另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成为音乐家，但他在利物浦为一家从美国、埃及、印度、南美洲，乃至全世界进口棉花的公司做推销员。作为一名业余钢琴家，他在一个叫吉姆·麦克爵士乐队（Jim Mac’s Jazz Band）的小乐队中演奏。这是1920年代，利物浦的摩登时代，所以在乐队里演奏对他那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说一定很刺激。当然，那时还没有我；不过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会听到他在家里弹钢琴。他会坐在钢琴前弹奏老曲子，一般是美国标准曲目，像保罗·惠特曼和他的管弦乐队创作的《芝加哥》（Chicago），或者《天堂的阶梯》（Stairway to Paradise）。有一首歌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教育，那是一首我仍然可以哼唱的小调，叫作《跌倒》（Stumbling），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一首1922年的美国狐步舞曲。《跌倒》中的切分音让我着迷。我会躺在地毯上，头枕在手上，听着爸爸演奏。家里的每个人都听着他演奏他最喜欢的乐曲，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音乐教育，聆听所有这些节奏、旋律以及和声的样本。

他确保接力棒能传下去。有一天，他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边，向我们展示和声的含义。“如果你在那里唱那个音符，他在这里唱那个音符，”他指示我们，“两个音符的混合就叫作‘和声’。”有时候，当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一首歌时，他会说：“你能听到那里低低的噪声吗？”我们会说：“可以。”然后他会回答：“嗯，那是贝斯。”

虽然爸爸的观众通常只有我们四个人，不过每年的新年夜都会有唱歌和聚会。大家庭——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年轻的父母和年长的父母——会聚到一起，我们会从这几代人那里习得一种非常开放、充满活力的人生观。地毯会被卷起，爸爸会坐在钢琴前；女士们会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唱歌，有时会跳舞；而那些总是津津乐道最新笑话的男士，则会站在旁边喝几品脱啤酒。这真是太棒了，我从小就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可爱的，总是相互支持的。长大后，我震惊地发现，这不是真的：许多人都有灾难性的童年，约翰·列侬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并不知道约翰经历了太多的个人悲剧。他的父亲在他三岁时便消失了，很久以后才出现，当时约翰已经出名了，他发现父亲在当地的酒吧洗盘子。约翰不被允许和母亲住在一起，所以家里人把他送到姑妈和乔治叔叔那里住，他们认为这样对他更好，也许是这样，但谁真的知道呢？约翰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和乔治住在一起，但是在他大概十四岁时，乔治去世了。我不认识他的叔叔，但我记得几年后约翰对我说：“我觉得我是我父辈的厄运。”我得安抚他并回应说：“不，你父亲离开你，或者乔治叔叔去世了都不是你的错，这与你无关。”我试着用这种方法带给他我从家里得到的那种安慰。

父亲的影响远不止音乐，他为我带来了对文字的热爱，这在我上学时第一次显现。作为一个孩子，很难不注意到他改造文字的方式，或者他有多喜欢玩填字游戏。说些傻话是非常利物浦的，但他更进一步，要花一点力气才跟得上他的玩笑和双关语的微妙之处。他会告诉我们，“疼痛是优雅的（exquisite）”，但他实则是在开玩笑说疼痛很折磨人（excruciating），因为你不会期望疼痛是优雅的（我觉得当面听上去更妙）。他受教育程度不高；因为家里没有钱，他很早就离开了学校，十四岁时就被迫马上去工作，但是离开学校并没有打消他对文字的热爱。作为一个男孩，我没有意识到我吸收了父亲对词语和短句的热爱，但是我相信，这对我来说是一切的开始。音乐家要应付的只有十二个音符，而在一首歌里，你通常只用到它们中的大约一半。但是伴随着文字的选择是无限的，于是我明白，就像我爸爸一样，我可以和它们一起演奏。这就好像我可以把它们抛到空中，然后看看当它们全部落下时，语言是如何变为魔法的。

我很容易回忆起父亲，不过也有很多其他人帮助我塑造了我写歌的方式。回忆过往，我会几次提到艾伦·杜邦德（Alan Durband），我在利物浦学院男子高中的老师。和其他人一样，他激发了我对阅读的热爱并为我打开眼界，使我进入一个由书籍构成的幻想世界。首先，我会在学校里学习一些关于某位作家或诗人的知识；然后，我会去书店补充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开始买平装书—通常是小说，不过也有诗集，譬如狄兰·托马斯的《在牛奶森林下》（Under Milk Wood），只是为了看看它是什么，以及托马斯是如何处理文字的。我还买了一些剧本，比如田纳西·威廉斯的《卡米诺实》（Camino Real）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Salome）。

顺理成章地，我开始去看在利物浦演出的戏剧。我只能买得起剧场里最便宜的座位。我通常很喜欢这些戏剧，像亨利克·易卜生的《赫达·加布勒》（Hedda Gabler），不过我也喜欢在幕间休息时偷听别人的对话，听那些楼梯间的闲聊。我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这是值得的，因为我会收集意见、批评、措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吸收的一切都将对自己的写作产生影响。

这大约是我遇见约翰·列侬的同一时间，现在大家很清楚，我们对彼此有着巨大的影响。读者也许会在我对约翰的回忆中察觉到决斗的情绪，那是因为我和他的关系很复杂。有时它充满了巨大的爱和钦佩；但有时候不是，特别是披头士解散的时候。不过，一开始，这段关系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利物浦小伙子仰慕着另一个比他大一岁半的小伙子。

很难不佩服约翰的机智和智慧。但是当我开始将他看作一个生动、具体的普通人时，显然，争吵开始出现。不过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即使有一部电影里约翰的角色殴打过我的角色，但事实是，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和许多友谊一样，我们之间也有争执和争吵，但并不多。不过，有的时候，我确实认为约翰是个十足的白痴。虽然我更年轻，我也会试图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会显得愚蠢，以及为什么他所做的事情如此不像他。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你知道，保罗，我担心人们在我死后会怎么想我。”这样的想法让我震惊，我会回答：“等等，等一下。人们会认为你很伟大，你已经创作了足够多的作品来证明这一点。”我经常觉得我是他的牧师，并且不得不说：“我的孩子，你很伟大。别担心那个。”

我的安慰似乎让他感觉好些，但在我们的歌曲创作中，我有时不得不变得强硬。当他建议一句歌词时，有时我不得不告诉他这句歌词来自其他地方，比如《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我就是那个不得不说“不，那个以前有人做过”的人。有时，我会拿一首他写的歌，建议他用另一种方式塑造它。值得赞扬的是，他会接受我的建议；就像如果他告诉我，我也会这么做，“哦，不，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会改变歌词。这就是我们合作的伟大之处：我们以各种特别的方式尊重彼此的意见。

披头士开始分裂的时候，琳达·伊斯曼（Linda Eastman）走进了我的生活——不仅作为我的妻子，同时也是我的缪斯女神。那个时候，没有人对我的词曲创作有更大的影响。她能理解，并且明白我想做什么；仅仅这个事实就已经让我感到安慰，所以她也会频繁地出现在回忆录中。如果我写一首歌并唱给她听，她可能会鼓励我，但我一直知道，她会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意见。在这个层面上，她对我助益良多。她对音乐的热爱和我对音乐的热爱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可以毫无负担地向对方提出建议，如果她对一两首歌有想法，我可以接受，然后改进。那个时候，我真的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披头士刚刚解散。

琳达在其他方面也有极大的帮助，或许《歌抒人生》的读者会对此心怀感念。披头士刚刚成立时，我们一直关注新闻剪报之类的东西。当伴随着乐队而来的事情开始变得疯狂之后，我爸爸继续从报纸上收集文章，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不过，正是琳达帮助我认识到我们所保存的东西的重要性。在那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写出来的歌词是短暂的。我们把它们草草记下来，以便创作和录制这首歌。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音乐上，这是你看不到的东西。之后我们只是把歌词页扔掉，想到那些最终被扔进阿比路录音棚（Abbey Road Studios）废纸篓里的东西就觉得很有趣。不过，琳达曾是摄影师，她有制作美丽的图片的技巧，这也是她追求的艺术，她进入的是一个实物手工的世界。她开始捡起我们留在录音棚里的手写歌词，然后帮我把它们贴到一本剪贴簿子里。她把它们看作我的回忆和历史的一部分。

有人告诉我，我的存档文件现在有超过一百万件物品，这展示了一个人的生命中，会有多少物品进进出出。我时不时地坐在这些东西旁边——这些东西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比如我的旧课本，或者原始的《佩珀军士》套装。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去往记忆小巷的旅行，但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想确保我们用我过去的物品和图片来描绘回忆录，以便读者能够沉浸在歌曲创作的那段时期。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

书中的插图有些相当直截了当，但有些相当狂野，它们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打动读者。通过分析歌词，有人可能会认为某首歌来自我的妈妈或爸爸，或是受到玛哈里希的启发，或者来自我与我非常尊敬的女王的会面。不过歌曲创作，以及人们看待歌曲的方式，往往来自纯粹的偶然，完全的意外。谁会猜到“辛劳一日的夜”（A Hard Day’s Night）这个颠倒的措辞来自林戈曾经的口误？或者《可爱的丽塔》（Lovely Rita）的灵感来自波特兰广场中国大使馆对面一位真实的女交警？或者飓风鲍勃和发生在长岛的大停电让我写了《印花布的天空》（Calico Skies）？或者《现在就做》（Do It Now）的灵感来自在利物浦时我父亲命令我和我弟弟在家附近捡马粪？

生活告诉我，这个社会崇拜名人。六十年来，我不得不面对成为名人的问题，这是我在利物浦刚刚起步时无法想象的事情。即使到了我这个年纪，记者和摄影师仍然想抢到什么新闻或揭露一些负面的事情，比如我突然和披头士的伙伴林戈翻脸，或者与洋子——一个现在已经八十多岁的女人——之间的战斗。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名人会选择遁世，比如葛丽泰·嘉宝或我的朋友鲍勃·迪伦。我也同情那些被名声压垮的歌手——这名单太长了。

虽然我真的希望能带妻子南希（Nancy Shevell）出去吃饭，且不会在咀嚼意大利面时被人拦下五六次，或者被不停拍照，但我也很感激父母相信我和我的弟弟，爱我们，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石，使我能够处理我经历过的那些坎坷时刻。用五年的时间浏览我的一百五十多首歌曲，帮助我把很多事情放到了放大镜下，尤其是吉姆和玛丽·麦卡特尼言传身教地告诉我“人性本善”——而我吸收了这一理念，并传递给了孩子们。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坏人，但大多数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仍然可以勾勒出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利物浦一个公共汽车站排队等车的画面。他戴着他的软毡帽，一种当时男人们像穿制服一样戴着的帽子。他会确保我们面对女性时脱下学生帽致意。“早上好。”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如此甜蜜、老派的姿态，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我。我还记得，爸爸总是和我们谈论宽容。“宽容”和“节制”是他最喜欢的两个词。

这一切的发生是一个谜。人们在街上拦住我，他们会变得非常激动。他们说，“你的音乐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披头士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但这仍然是个谜，而我不介意成为一个谜。关于这个无所不在的谜，有一件小事我会永远记住。我们开着一辆面包车向北行驶，只有我们四个披头士和巡演助理。天气非常寒冷，有一场大暴风雪，伸手不见五指——这显然不是开车的良好状态。我们能做的就是跟着前面汽车的尾灯走。雪大到我们认不出路来。有一次，我们的车失控从路堤上滑了出去。我们抬头看着路，浑身发抖，但没什么大碍，我们想：“我们到底怎么才能到那里？”这是个谜。但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我不记得是谁）：“会有事情发生。（Something will happen）”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观点——“会有事情发生”——简单或平庸，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哲学。最近，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个朋友，一个做生意的大人物，他被这句话迷住了，并一再重复跟我说：“会有事情发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多么绝望，无论一切看起来多么糟糕，总会有事情发生。我觉得这种态度很有帮助，这是一种值得坚持的处世哲学。